克诺内尔微微笑，打开了桌上的个盒子，里面赫然露出枚勋章。我以为是军功章，他摇摇头说：“这是1938年12月1้6日德国政府发给我太太的祖母的枚勋章，奖励她为祖国生育了8个ฐ孩子。当时离战争的爆发还有9个多月时间，德国需要人口，特别需要男ç孩子。战争结束后，这8个ฐ孩子中还剩下5๓个，这在当时的德国家庭中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在我自己的家里，4个男ç人打了两ä场战争。父亲在‘战’中把条腿丢在了俄国战场。‘二战’中我们兄弟3人全都上了前线，哥哥像父亲样也进入了俄国，但运气比父亲还差，死在了苏联，剩下我和弟弟先后都负了伤。
我问他：“那ว您怎样理解今天仍然在发生的战争和杀戮呢？”
他说：“最野蛮和残忍的俄国士兵是那些来自苏联亚洲地区的小眼睛黄种士兵。那ว是群不可理喻的兵痞。相对来说，军官要有些文化，纪律也稍好些。”
战争结束后，康拉特的绘画ฑ天赋使他免遭被送到เ西伯利亚战俘劳动营的厄运。停火后的柏林百废待兴，要做的事情太多：恢复供应清除瓦砾建立秩序抓捕纳粹很多事情必须ี借助于甚至主要依靠柏林的居民来做。这时，有特长的人自然要人尽其才。俄国人命令康拉特带领70多个妇女上街做宣传工作，任务是刻字刷漆在街头张贴标语画ฑ讴歌苏军胜利的宣传画。战后在柏林街头出现的所有大幅斯大林画像几乎ๆ都出自康拉特和他率领的这群妇女之手。这并不是说柏林的妇女有多高的绘画天赋，而是因为在硝烟散去后的柏林几乎ๆ没有什么เ职业男性了。康拉特根据图片在斯ั大林的头像上画ฑ上格网，然后再实地放出大样，在所有的格子里勾出浅浅的线条，在里面注明色彩要求。那些妇女就个格子个ฐ格子地把线条画ฑ出来，把要求的颜色填上去，最后就像用马赛克石拼画样的方法把斯大林的脸凑出来。这可是个非同般的任务。丑化不行，画ฑ得不像也不行，7๕0多个妇女都知道康拉特的作用，就像众星捧月似地追随着他。
当时，柏林街头经常出现红着醉眼找女人的苏军士兵，带着70多个ฐ女人上街画画是危险的，他必须为她们的安全负责。在他的要求下，苏军派了专人携带武器随他领导的女子宣传队起行动。
他说：“在苏军的强风潮逐渐回落下去以后，我和俄国士兵们开始越来越多地相处，相互了解逐渐增多。这些人没有什么文化，人很粗鲁，但也很真诚。只要他喜欢你，可以和你起喝醉，还能ม和你起分享难得的美味，甚至还会为ฦ你去偷东西呢。有个苏军士兵居然还敢当着我的面用刚ธ学会的两ä句德语骂斯大林是‘屁股眼’，这可不是觉悟不高的问题，传出去是要杀头的，我真佩服他的胆量。因为ฦ我天天在露天的场合登高画画，工作繁重而且意义แ重大，苏军还给我搞到เ了双份的食品供应卡，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饿过肚子。
“在经过段时间的放纵后，苏军开始严明军纪了，动不动就是禁闭。他们过去是要赢得战争，现在是要赢得人心，特别是美英法3国军队也进入了柏林，负责西区的防务。苏军士兵要是还胡作非为ฦ，斯ั大林丢不起那个人。我亲眼看见过个场景：4๒个苏军士兵抓住个ฐ强妇女的士兵的四肢，像悠麻袋似地把那个ฐ衣冠禽兽悠起来朝着辆卡车上摔过去。那个家伙落在地上后动都不动了。”
我们的谈话告段落后，康拉特老人领着我参观了下他的所有房间。他住在个老式的公寓楼的三居室单元房里。房子很大，但只有他个ฐ人住。他介绍说，他是家中的独生子，父母已๐故，老伴去世多年，惟的女儿也早早ຉ夭折了。我忽然意识到他是这个家庭的最后人，心里不由地产生了几分怜悯。我问他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他答道：“伴随我晚年生活的只有两件事：画画和回忆。画画ฑ能激发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而回忆又能提供画画ฑ的素材。”说到画ฑ画，我突然想到了个问题，我问：“您给纳粹画过党徽，也给苏军画过斯ั大林脑袋，这两个工作之间您感觉有什么差别ี吗？”
老人答道：“没有什么เ差别，都是被人利用，都是给专制者化装。喜爱艺术的人拿起这样的画笔实在是艺术的悲哀。任何艺术只要为政治所用，就不再成其为艺术。但当时我没有选择。”
告别之ใ际，我问：“鉴于第三帝国时期的教训，德国现在拒绝使用‘宣传’这个ฐ词，但有的时候‘宣传’又是必须的，比如说为杜绝艾滋病而向公众介绍预防措施，又比如说党派为ฦ赢得选举ะ而广泛宣讲它的政治主张”
从画纳粹党徽到画ฑ斯大林头像3๑
康拉特笑了起来：“可以用‘咨询’‘介绍’‘’，就是不能用‘宣传’。因为ฦ‘宣传’象征着洗脑和煽๓动，是绝对贬义แ词。”
采访康拉特以后，凡涉แ及到เ对国内“宣传部”的内容进行翻译时，我都把它译成“信息部”。
我们是“多国部ຖ队”1
艾卡特先生住在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农村。我选择他作为ฦ采访对象的个主要原因是：他曾经在党卫军里干过。
“二战”时期，不仅是德国的敌手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就连德国国防军的士兵都认为党卫军是支令人恐怖的特殊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