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掘报告中，研究者对编号m1∶3o的“龙镯”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述和分析：“镯体作宽扁的环状。内壁平直光滑，外壁以浮雕加线刻琢出四个相同的龙形装饰突出于器表。……利用环身的宽平面表现龙的正面图形，图像下端为宽平的嘴裂，露出平直的上唇和上门齿九至十枚，以浮ด雕法突出于环体外侧。在上唇的两侧琢出圆形突起的鼻孔，宽扁的鼻部与上唇平齐。图像上端与鼻翼相应的部份琢出一对圆突的眼球，外饰一道圆形的眼圈。两眼的上方แ用阴险刻๑出一对圆端的短角，短角的后方以示ิ意性的浮雕显现近方形的两耳。在眼鼻之ใ间壁面稍稍弧陷，表现长而且大的鼻梁。在环体弧形侧面，用很浅的浮雕和阴线刻条表现深而长的嘴裂和鼻及头部的侧视外形。细审图像各部，眼和牙近似水牛或鹿，鼻如猪，角和耳非牛非鹿，似为各种动物的结合图形。以往曾将这种玉器称为‘蚩尤环’。我们认为如以平面加一个侧面进行斜向观察，其形态和我国传统观念中的龙形颇为近似。这种玉镯与商、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龙形玉雕有相似之处，环曲的镯身，或可视作龙体的象征。”94
辽河流域的“龙”形玉从形制上分析，应当是用来悬挂或佩带的玦一类的玉器。先民在制作玉器时，先考虑的是材料é的形状、所制器物的形态要求，然后才是饰以何种纹饰的问题。换句话说，“龙”形玉上的动物形象应当是环状玉器的纹饰部份，而不能把玉器整体看作是某种动物的形象。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与红山文化中ณ数量更多的“兽”形玉的对比中得到证明。这些“兽”形玉与“龙”形玉有着极多的共同点：“1基本形制均作蜷曲状，造型、做工、抛光亦相近；2头部都有五官刻线，周身光素无纹；3背部同样对穿一孔，用于系挂，悬起时头尾都向下；4都用青绿色软玉雕成。”78๖毫无疑问，红山文化中ณ的“龙”形玉与“兽”形玉是形制相同的同一种玉器。如果说它们整体表现的是某种动物，那末何以二者仅头部不同，而“躯体”却完全一致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那弯曲的玉环表现的根本不是动物的躯体，只是玉器的形制所致罢了。研究者王大有先生认为：“龙”形玉的“勾形蜷曲状乃商周及其以前玉器佩饰、礼器的一种定式，无论是龙，还是马、豕、虎、鸟皆如此，并非仅见于龙。”79是很对的。然而，一些学者却没有看到这一点，把玉器整体作为动物的形象来研究，从而得出辽河流域“龙”形玉“身体呈环状，正是代表了较早的蛇的形象”8o。在有些文章中，研究者甚至将辽河流域“兽形玉”称为“玉猪龙”。这些都不过是对文物的误读罢了
其实，以上观点很可能都是受到了后世的女娲、伏羲图像的影响。在汉代画像石中ณ，交尾的伏羲、女娲是最常见的主题，因而当时学者有“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的说法。汉代的伏羲、女娲ຐ形象与渭水流域的原龙纹确实有着隐约可见的渊源关系，但是，如果因此将这些纹象认定为这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伏羲，则似乎是将后人的观念强加于古人。退一步讲，即使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我们也丝毫不能排除这一形象来源于自然界中某种真实动物的可能。只要我们将这一纹像放到เ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去，我们就不难现这一点。综观庙底沟文化或石岭下类型文化的动、植物纹饰，我们可以现，先民们惯用的艺术手法除了写实之外，便是将动、植物原型抽象化、图案化，基本见不到不同生物的合并组合。那么，这里的原龙纹，就不可能是人、蛇组合；再与现实中的鲵鱼对比，我们可以确定，它确实就是自然界中鲵的写实图像。先是形体的吻合，不仅总体轮廓相似，连眼大无睑、前肢四趾等细部特征也准确无误；原龙纹的挺腹外翻动作，也是鲵的特征性动作。至于原龙纹的人脸，上古纹饰中人与动物的头脸本来就没有明显的区别，何况鲵头脸本身就如同小儿，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图像就是人脸。再说足部，早期图像为ฦ两足，晚期图像为六足，这说明当时先民对这种生物肢体的描绘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渭水流域原龙纹均为彩陶瓶上的纹饰，具有强烈的装ณ饰性和艺术性，先民用艺术语言表现某种动物时，对某一局部进行夸张、变形、添加、减舍是不足怪的。我们同样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早期原龙纹的两足就是神性的表现。看来，考古工作者最初的定名并没有错误，这一生物图像的原型就是鲵
这里孔子明言龙非鸟、非鱼、非兽，而能乘风云上天，所以孔子不知道捕获龙的方法。《吕氏春秋·举难》中记载，孔子还说过：
商代甲骨文中龙的含义，据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
鳄鱼：
龙的起源问题，是我们探索龙的本质、内涵与真正含义แ的基础。若是回避龙的起源问题，那么我们便永远也无法破解关于龙的谜团
汾河流域原龙纹所在的墓葬，是陶寺遗址墓葬区中屈指可数的大型墓之一。它的圹穴很大，有木棺盛放尸体，棺内撒有朱砂。墓中与原龙纹彩陶盘同时出土的还有成套的石器（斧、锛、镞、钺、刀等）、玉器（琮、瑗、钺、刀、环等）、彩绘漆器（案、俎、豆、匣、仓形器等）以及鼍鼓、特磬等乐器。这些物品大多不是实用之物，而是用于祭祀、巫术活动的礼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