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化合式变形
对于这段话的解释与理解历来争论很大。文中三处提到的“物”指的同一事物，“铸鼎象物”即“象所图物著之于鼎”（杜预注），将形象铸造在鼎上，这是没有分歧的；分歧主要在于铸造在鼎上的物的性质，到底是“神”是“奸”。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似乎有着不同的看法。杜预在注释“百物而为ฦ之备，使民知神奸”时写道：“图鬼神百物之ใ形，使民逆备之。”照ั此看来，鼎上所铸纹像应当是有害之物，有“反面样板”的成份。其实，杜预ไ之说并非独出心裁，先秦经典《吕氏春秋》中就有“周鼎著饕餮，有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己身，以言报更也”（《先识览》）；“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恃君览》）；“周鼎著倕，以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审应篇》）；“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离俗篇》）诸记述。据此说法，鼎上的饕餮、鼠、倕、窃曲都是有害之物，百姓不可不防，需“逆备之”。其实，《吕氏春秋》的有关文字并非在严å肃地论述三代青铜器纹饰的含义，只是望“纹”生义，借题挥，以表达其哲理思想而已。只要通读原文就会现，杜预之说显然大违经文原义。下文说道，“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用于沟通天地的礼器上所铸之ใ物显然并非“反面样板”。所以，“前面所说的‘百物’，无疑ທ就是后面所讲‘神奸’之‘神’，是崇拜的对象而不是回避‘逆备之’之物。”1้32从商代青铜礼器纹饰分析，先民所铸者皆为神物，非此之外，即均属“非法”之“奸”，这同样能起到为先民树立辨别标准的作用。
对于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的崇拜对象，我们还只能凭借它的文化遗存来进行推衍，而对于商代的宗教情况，我们可以依靠的材料显然更多。迄今现的15万片以上的商代甲骨文材料，为我们揭示出了商代神权崇拜的状况。正如我们在前面说到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巫风炽烈的时代，到了商代，这种风气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商王朝的强大和统一而集前代宗教观念之大成，并逐渐走向一统化、体系化、规范化。“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礼记·表记》）商人尊神，崇拜对象之众多，形式之多样，礼仪之繁缛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据研究，整个有殷一代，并未存在过一个统一的、至高无上的神灵。殷代神权基本上呈现着三足鼎立之势，包括以列祖列ต宗、先妣先母为主的祖先神，以社、河、岳为主的自然神，以帝为代表的天神。这三者各自独立，互不统属；而殷人祈祷的主要对象是祖先神。1้27๕令人惊异的是，商人祭祀祖先神与春秋时代流行的“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的观念不同，他们“不仅尊崇王室的子姓先祖，而且也尊崇非王室的子姓先祖，以至某些异姓部ຖ族的先祖。”128为ฦ什么会如此呢？殷人的这种宗教观念是与商代的社会文化状况相吻合的，也是与当时政治展的需要分不开的。与周代依靠大规模地分封诸侯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同，商王朝主ว要是“靠展子姓部族的势力来巩แ固以其为的方国联盟。尊崇和祭祀尽量多的先祖，便可以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凝聚子姓部落的力量。”12๐9殷人的这种宗教观念决定了他们对相邻的宗教文化必然要采取海纳百川的吸取态度，其结果自然是使商代的物质文化和原始宗教艺术出现了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