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年我还看到เ过别的一些景象，比方说，在灯光球场上种的实验田，那一片灯光通宵不灭，据说对庄稼生长有好处，但是把全世界的蚊子和蛾子全招来了，形成了十几条旋转光柱，蔚为壮观；还有广播喇叭里传来的吓死人的豪言壮语。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场上的大炼钢铁和我划ฐ破了手臂。我的一切都是从手腕上割了个大口子开始的。后来我开始学画ฑ，打算做个画家，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表达我心中ณ的怪诞——我不知达利ำ是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了画家。至于我是个色盲，我还没有现。不但如此，我还自以为ฦ辨色力比所有的人都好。以一棵胡萝卜为例，别ี人告诉我说，看起来是一个ฐ橘红色的疙瘩，但是我看就不是这样。它是半透明的，外表罩了一层淡紫ใ色的光，里面有一层淡淡的黄色。再往里，直抵胡萝卜心，全是冷冷的蓝ณ色。照我看这很对头，胡萝卜是冷的嘛。这样画出的胡萝卜，说它是什么เ的全有。有人说印象派，有人说毕加索的蓝色时期，还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颓废主义，就是没人说它是胡萝卜。七七年我去考美院，老师们也是这样议论纷纷。假如我故作高深状，坐在一边一声不坑，大概就考上了。倒霉就倒在我去对他们说，胡萝卜在我眼睛里就是这样的。后来不知哪位天才出主意叫我去医院查眼睛。查完了回来，那些老师就笑得打滚，把我撵了出去。其实不过是眼科的辨色图卡有几张我没认出来。我也能画出一套图卡，叫谁都认不出来。
小的时候我想当画家，但是没当成，因为我是色盲。我经常怀疑自己้有各种毛病，总是疑得不对，比方说，我怀疑过自己有精神病，梦游症等，都没疑对。因此正确的怀疑ທ方式是：当你想当画家时，就怀疑自己是色盲；想当音乐่家时，就怀疑自己是聋子；想当思想家，就怀疑ທ自己้是个ฐ大傻瓜。如果没有那种毛病，你就不会想当那种人。当然，我想当画ฑ家的原因除了色盲外，还有别的。这些情况我慢慢地就会说到了。
在我们的似水流年里见过这样的事：我八岁那年，正逢大跃进，人们打算在一亩地里种出十万斤粮食，这就要用很多的肥料é。新鲜ຒ的粪便不是肥料，而是毒药，会把庄稼活活烧死，所以他们就在操场上挖了很多极深的坑，一个个像井一样，把新า鲜大粪倒了进去。因为ฦ土壤里有甲烷菌存在，那些粪就起酵来，嘟嘟็地冒泡。我小的时候，曾立在坑旁้，划着火柴扔进去，粪面上就泛起了蓝ณ幽幽的火光。
李先生也装丫挺的，推开门轰隆轰隆冲下去。这简直是做戏给人看。要不是和他们是朋友，我准推门出去，给他们一个大难堪：李教授、李夫人：你们两口子加起来够九十岁了，还在楼道里过家家，肉麻不肉麻？
和刘老先生吃泡馍时，我和他谈起了贺先生。老头的脸色登时大变，说道：吃饭，吃饭，别谈这些事，怪害怕的。我说：谈谈何妨，老头，你怕什么？他说：别提死人。我说，真笑话，你这么一大把年纪，还怕死吗？老头很天真地说：谁不怕？我说：怕就能ม不死吗？老头，你看看你吃的东西乃ี是羊杂碎。全是胆固醇。吃下去动脉硬化，离死就不远了。那老头的样子真好看，手都抖起来了。
死是什么？不就是去和拿破仑、恺撒等大人物共聚一堂——大伟人江奈尔·魏尔德。
然后就该谈时间，那是在不肥大的军宣队来了之后，矿院的人逐渐回到เ四川去。我爹我娘也回去了。我爸我妈走后两天，刘老先生就死了。在他死之前，矿院后面的小平房里只剩下三个人，其中包括我、小转铃、刘老先生。这对我没什么不好，因为我爸爸妈妈在时不自由，他们不准我和小转铃睡一个ฐ床。
现在我们院里的人都说：这有什么奇怪？她是龟头血肿夫人嘛。好像在李先生的精液里，含有无数智力因素，灌溉了线条的智力之花，此说是不对的。有三天前她和小转铃的话为证，地点是在我家的客厅里：
线条的这些想法，都以“够意思”为准则。“文化革命”里我们都以“够意思”为准则，这话就如美国人常说的“bereaທsonable”，但是意思稍有区别。美国人说的是：要像一位诚实的商人一样，而我们说的是：要像一个好样的土匪。具体到线条这个例子，就是她要像一位好样的女土匪对男土匪那样对待李先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先生知道，放蔬菜的冷库就是十五度，谁说不冷？但是他不说。在噩梦里，说什么就有什么。假如把这话说了出来，周围马上变成冷库，自己马上变成一棵洋葱也不一定。在干校里已经学会了很多，比如上厕所捏着鼻子，下午一定会被派挑屎，臭到半死。科长说十五度不冷，李先生已๐有十分的把握——假如一时不察，顺嘴说出不满的话，大祸必随之而至。李先生暗想：“这肯定是我的印度师兄想把我变成洋葱！”
李先生在下干校时，我在云南插队，认识了陈清扬，不再把线条放在心上，但是有时还想到贺先生的事。我想出了贺先生为什么临死时要叫小孩走开，这是因为在他死时，不喜欢有人看。
流年似水，有的事情一下子过去了，有的事情很久也过不去。除了李先生龟头血肿，还有贺先生跳楼而死的事。其实贺先生是贺先生，和我毫无关系。但是他死掉的事嵌在我脑子里，不把这事情搞个明白，我的生活也理不出个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