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浑身痛得厉害，特别ี是嘴角和面部，还有右边的胸部ຖ就跟用尖刀剜着挑着似地。我才知道我的面部和嘴角，还有右胸部都负了伤，鲜血已经把我穿着的四层衣服都浸透了。正值午后时分，天气异常地炎热，热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来气了，热得我的嗓子眼都要冒烟了。
按当时苏联主张的国境线，我们中翼掩护组和左ุ右两翼掩护组的三个阵地由北向南地一字排开，均位于苏联一侧的界内。而由边防营营长康友福和政委浦其武统一指挥的指挥组和预备队却是位于我方边界ศ线内。从北边的右翼掩护组阵地到南面的左翼掩护组阵地，相距约有两三公里。因我军这次巡ำ逻的目的，就是要以行动告知苏方我们并不承认他们划定的这个‘实际控制线’。因此，巡逻组必须要等到เ天亮之后方才出发。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为即将进入中ณ苏争议地区的巡逻队提供掩护。
根据近来苏军的反常举动，我感到我们虽然是有所行动，但苏军也在明显地加强军事布置和军事调动。好象我们的行动和计划已让他们知晓了一样。只要我们一有什么行动，他们马上就会有所反应。
这时，魏指导员就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伟大领ๆ袖*โ*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现在全世界ศ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现在美帝和苏修也在对我们虎视眈眈，妄图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为ฦ此，根据塔城军分区党委安排，今天要对大家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要让大家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听指导员这样一说，大家也就知道了，开始用饭勺舀着盆里的红薯汤，吃起了忆苦思甜饭。我哪怕是饿肚子都不想吃红薯，可是，因为是忆苦思甜饭，不能不吃，所以，我就挖了两勺稀汤，对付着一喝，算是吃过了。
正传达着文件，通讯员突然进到大会议室，对坐在主席台上的魏指导员低声耳语了一阵，就见魏指导员脸色一下子紧张起来，他连忙让军分区的领导停下，然后，点着名要排长李永强和三个班的正副班长，还有三名射击能ม手马上到เ连部集合。一看这情况，我们就知道这肯定是遇到了突发性紧急事件，而且是跟边界ศ冲突有关系，要不，怎么เ会派李排长带三个班的正副班长和射击能手去执行任务？
郭排长想了想，说，‘这件事情军区首长早就知道了，要不，怎么会把你们这多人都派过来？我想军区首长肯定会有考虑的。’
听副站长裴映章说，由于解放初期我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大部分地区的边界上，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有边无防。直到两国关系在六十年代初交恶以后，于1962年才开始设立铁列克提边防站。裴副站长就是刚建站时来到这里的。那ว时边界在湖边，他和战士们常去阿拉湖边游玩，还上到เ过距湖边不远的一个ฐ小岛上，岛上有一座樊梨花的小庙。
也许我的口气比较坚决，让他感到没有商量的余地。他犹豫了一会，还是叹了口气，就离开了。
苏联军人围绕在我身边，带着我从病房里出来。我象许云峰和江姐赴刑场一样，做出一副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的样子，扶着楼梯的扶手，从三楼一步一步地下着楼梯。下到了一楼。我看到在一楼的门口，停着两辆军用吉普车。他们让我进到เ了前面那ว辆吉普车上，旁边分别ี有人在看着我。
车在空旷的原野上行驶着，我就想着他们会怎样来审讯我。我看过许多敌军审讯革命者的电影，其中对《在烈火中ณ永生》的印象最深。敌军审讯革命者时总是无所不用其极，钢鞭抽，烙铁烙，坐老虎凳，灌辣椒汤，这些都是少不了的。对这些，我能撑得住吗？我不住地问自己้。但我告诫自己：哪怕就是皮开肉绽，粉身碎骨，都不能屈从低头。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如果真是让他们打死，我也如愿了。如果真地受到酷刑折磨，我就要打碎房间墙壁上的灯泡，触电身亡。这个ฐ想法是我偶然看到เ墙壁上的那个灯泡时想起的。因为我在学校上学时，就有个学生因为不懂ฦ电，用手触摸了电å源给电死了。
“车行驶了大约四十多分钟，进到了一个军事驻地。里面到处都是军人，还有许多大小军车。车停在了一栋大厦前面。军人让我下车，就带着我进到了大楼ä里面。从大门进到เ过道，在过道上走了几十米，又拐了一个弯，进到了一个房间里。
出我所料的是房间里并没有那些给受审者用刑的刑具，也没有那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气氛。房间并不很大，就跟平常的办公室差不多，摆着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办公桌对面有一把受审讯者坐的椅子。但房间里还套着一个ฐ房间，但里面的房间关着门，有个窗口朝着外间。通过窗口，看不见里面，但我想里面肯定能看到外面。
军人们把我带进审讯室，便立在一旁。那ว个负责的中年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让我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把头扬得很高，看他们怎样审讯我。不一会，又有一个职位比较高的年轻军官进到了屋里，往主审的椅子上一坐，向其他人点了点头，示意审讯开始。我也感到屋里的气氛开始沉重起来。
主ว审开始向我问话，坐在旁边的翻译就给我翻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