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事由不了我，但我心里却说：你们别ี想从我这里得到เ任何回答。
于是，我就对旁边站着的苏军士兵说，‘同志，给我喝点水。’我的话刚落音，就听旁边有人在用十分吃力的口气挣扎着对我说。说，‘别叫他们同志，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一听这话，才发现对我说话的是中央新า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像记者温炳林。他腰部贯穿，伤得很重，浑身是血，但他的脑子依然清楚。听着这话，我感到เ十分地羞愧：我怎么敌我不分，把苏修敌人称为同志？
按当时苏联主ว张的国境线，我们中翼掩护组和左右两翼掩护组的三个阵地由北向南地一字排开，均位于苏联一侧的界内。而由边防营营长康友福和政委浦其武统一指挥的指挥组和预备队却是位于我方边界线内。从北边的右翼掩护组阵地到เ南面的左翼掩护组阵地，相距约有两三公里。因我军这次巡ำ逻的目的，就是要以行动告知苏方我们并不承认他们划ฐ定的这个‘实际控制ๆ线’。因此，巡ำ逻组必须ี要等到天亮之后方才出发。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为即将进入中苏争议地区的巡逻队提供掩护。
果然，第二天近中午十分，两架苏军的轰炸机飞到了我们边防站的上空，然后转了个ฐ弯，调过了头又飞回走了。这让我们边防站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เ了不安：难道苏军准备对我们边防站使用轰炸机进行轰炸？
这时，魏指导员就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现在全世界还有三分之ใ二的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ณ，需要我们去解救。现在美帝和苏修也在对我们虎视眈眈，妄图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为此，根据塔城军分区党委安排，今天要对大家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要让大家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听指导员这样一说，大家也就知道了，开始用饭勺舀着盆里的红薯汤，吃起了忆苦思甜饭。我哪怕是饿肚子都不想吃红薯，可是，因为是忆苦思甜饭，不能不吃，所以，我就挖了两勺稀汤，对付着一喝，算是吃过了。
会场休息时，我们就想去连部打听下消息，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们刚从大会议室出来，就见李排长带着六名正副班长和三名军事骨干全副武装，骑着马急速地出了边防站的大门。后来，我们才知道刚才塔城军分区打来电话，说有人报告说在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交界处突然出现了许多人，用望远镜一看象有许多戴着大盖帽的人聚集在一起，很象是苏军人员在设立新的观察哨，要边防站派人去察看一下。所以，魏指导员就让李永强带人骑着马急驰而去，准备与苏军交涉。因为ฦ每个边防站要管辖近百里的边防线，而那里刚好也属于我们的辖区。
郭排长想了想，说，‘这件事情军区首长早就知道了，要不，怎么会把你们这多人都派过来？我想军区首长肯定会有考虑的。’
当时，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三千多公里的边界线上，有三分之二的地段存在着争议。也就是说中苏边界在许多地区都是有着三条边界线：最外的那ว条是条约线，即历史条约规定的边界；中间那ว条是实际控制线，即中ณ苏双方当时的实际边界；最里面的那ว条是苏方แ要求线，即苏联方面对我国领土提出的要求边界。实际控制线和苏方要求线之间就是争议地区。
也许我的口气比较坚决，让他感到没有商量的余地。他犹豫了一会，还是叹了口气，就离开了。
飞机一直飞着飞着，大概飞了两个小时，来到เ了苏军的一个边防站。我下了飞机，又上到一辆吉普车上。吉普车里挂着一个毯子，将我眼前的视线遮挡。一位年轻的苏军士兵坐在我的旁边。吉普车一路快速地朝前开着，但前面的景物我一点都看不到。
车来到一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巴克图，是我国与苏联接壤的国门，也是我军和苏军会谈的地方。我当时在想，我不是在做梦吧？他们真地要放我回国了？我擦了擦眼睛，觉得眼前这一切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啊，我真地又生还了！
苏军士兵让我下车，送我来到国门前面。这时，我看到เ地面上有一条分界ศ线，一边写着俄文，一边写着中文。而那中文字是‘中国’。这字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无比的激动。
在分界线的中国一侧，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迎接我。有我的战友和首长，他们穿着草绿色的军装ณ，军装上有红色的领章和帽徽。我激动万分，一边高喊着，‘**万岁，万万岁！’一边朝着中国这边跑去。
可是，还没等我跑进分界线的中ณ国一边，塔城军分区的参谋长已经在向我摆着手，高声地对我说，‘小袁，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我马上明白过来：他们让我穿着崭新笔挺的西服，是想做欺骗宣传，表示我在被俘后受到了优厚的对待。所以，我不能穿着他们的衣服回国。于是，我一只脚踩在苏联，一只脚๐踏在中国，把全身衣服全脱光，包括皮鞋、袜子和鸭舌帽，全部丢在了苏联那边，因为苏联人这时已经管不着我了。
我只穿着一条短裤，进到了中国的境内。这位制定了铁列克提行动方案的叫李效智的塔城军分区参谋长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让我感觉象是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