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我在家的话，应该是快收包谷了。每次收苞谷时，生产队都会把我们这些学生娃分在一起。女孩子掰苞谷，男孩子用镢头砍苞谷杆。小青总是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边掰着苞谷，一边不住地回过头来看着我。如果看到我被她落远了，就会停下来等上我一会，对了，差不多有半年没见了，不知她现在还好吗？她现在应该上初二了吧？是的，应该是上初二了。可真不敢想她要是知道我被苏军俘虏了，会对我怎么想？还有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父母和村里的人，甚至是我的战友和首长，他们会对我怎么想呢？这种想法让我既急切地盼着回家，却又害怕回到家中ณ面对他们。
因为我脸上缠着纱布，右胸扎着绑带，不能动弹。只能让他们的人来给我穿那套病号服。这时，我已经不能再拒绝穿这套衣服了。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穿，总不能ม穿着短裤去接受敌人的审讯。穿好衣服，我被他们从床上扶起来。我对他们喊道，‘走开。’他们见我对他们横眉冷对怒目而视，也就没再靠近我。
于是，我就对旁边站着的苏军士兵说，‘同志，给我喝点水。’我的话刚落音，就听旁边有人在用十分吃力的口气挣扎着对我说。说，‘别叫他们同志，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一听这话，才发现对我说话的是中央新า闻记录电å影制片厂的摄像记者温炳林。他腰部贯穿，伤得很重，浑身是血，但他的脑子依然清楚。听着这话，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怎么敌我不分，把苏修敌人称为同志？
为了潜伏到预定的地点而不被苏军发现，我们中ณ翼掩护组从边防站向东迂回，绕了很大一个ฐ弯子，才到达了离无名高地不远的潜伏地点。这时才只有四点来钟，带着沉重的武器，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我们都有些累了，很想好好地休息一下。可是，我们所处的潜伏位置却是在并不太高的石山之上。山上烁石遍地，寸草不生，既没有天然的地形可利用，也无法挖掘掩体。石山上砾石峥嵘，如尖刀一般锋利，一不小心，膝盖和手指就会被利石划破，鲜血直流。
果然，第二天近中午十分，两架苏军的轰炸机飞到了我们边防站的上空，然后转了个ฐ弯，调过了头又飞回走了。这让我们边防站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不安：难道苏军准备对我们边防站使用轰炸机进行轰炸？
因为中午饭没吃好，下午比赛时就感觉劲头不足，斗志不强。双方队员们上场时都显得有些懒散，所以，比赛时跑动和争抢也不是很卖力。观众虽然来了不少，可是，掌声稀稀啦啦，喝彩声也是有气无力。我开始还跑得挺欢，可是跑了一会，就开始感到胃酸，酸得老是想吐。所以，上半场一结束，我就对李排长说，‘排长，换人吧，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说着，便往厕所那边跑，在厕所里吐了一大片酸水。可是，等我从厕所那ว边回来，李排长对我说，‘小袁，你还得要继续上场，吴大个受伤了，上不了场，你再不上，人就不够了。’这时，双方比分是41:35，我们还差6分，如果吴大个一下场，那就更是没法打了。因为吴大个是我们的主力前锋。于是，我对排长说，‘吴大个ฐ咋说也不能下场，他一下场，比赛就一边倒了，那还有啥看头？’
会场休息时，我们就想去连部打听下消เ息，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们刚从大会议室出来，就见李排长带着六名正副班长和三名军事骨干全副武装，骑着马急速地出了边防站的大门。后来，我们才知道刚才塔城军分区打来电话，说有人报告说在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交界处突然出现了许多人，用望远镜一看象有许多戴着大盖帽的人聚集在一起，很象是苏军人员在设立新的观察哨，要边防站派人去察看一下。所以，魏指导员就让李永强带人骑着马急驰而去，准备与苏军交涉แ。因为每个边防站要管辖近百里的边防线，而那里刚好也属于我们的辖区。
离开了**โ石，我们一路朝前走着。郭排长继续给我们讲着铁列克提边界的历史，说过去这里属于中ณ苏和平边界ศ，不分彼此，双方都不设巡逻和哨卡，也不存在武装冲突。边界线几乎靠近苏联那ว边的山边，也就是说在戈壁荒漠的另一边。那是当时俄国人三十年代划分的边界线。可是，到了六十年代，中ณ苏关系破裂，边界开始不安宁了。因这里有苏联的铁路线，为了保护铁ກ路，苏军开始在这里设立哨所，并把哨所设在了中苏实际控制线我国领土一侧。使得中苏边界ศ线一下子向东扩张了数百米，将眼前这片二三十公里的戈壁平川ษ的三分之一划在了苏联一方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也开始在这里设立了铁列克提边防站，守护着边防线不被苏军侵占。到了6๔6年，苏军又将中苏边界线向东推进到戈壁荒漠的中间地段，仅过了一年，也就是67年，苏军再次把边界线向东推进数百米，将戈壁荒漠的三分之二面积归入苏联境内，并以此为边界线，与中方一侧的戈壁边沿之ใ间划了一个中间线，来确定为双方的边界ศ线。这一划线又将中方数百米宽度的领土划入苏联的境内。这也是中苏近些年来比较明确的一条边界ศ线，是由á中苏双方แ的武装军人各自站在本国的边界上，用东方红拖拉机在中间犁出的一条直线。这条线今年是我们犁，明年是他们犁。之后，我们就在每公里的地方筑起一米高的石堆，泼上石灰水。其中38、39、40号界点就是这条边界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