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我被俘之后，组织上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到达我父母的手中时，和我一起当兵的同村人已经把我牺牲的消เ息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我已经为国捐躯了。我全家悲痛欲绝，我娘哭的死去活来，村里的老婆娘们也跟着在一起都哭过嚎过。家里人说我1960年没有饿死，19๗69年却打仗死了，好歹是个烈士，就把我的照片放大挂在家里供村里人平悼了一个多月。
这天早上，吃完饭，来了几个医生，说我的伤病已经好了，然后就把我脸上和嘴上的纱布都给取了下来，而且也把我右胸部的纱布也揭掉了。医生们刚ธ离开，就来了几个ฐ苏联军人，就是平时带我出去审讯的那些人。那个ฐ中年军官来到我面前，拿着一张文稿对我宣读起来。我虽然听不懂，但这种郑重其事的样子让我感到不同寻常。我就坐在床上看着他。他宣读完，苏军翻译对我说，‘李，这是苏军释放你的命令。你可以回国了。’
因为ฦ我脸上缠着纱布，右胸扎着绑带，不能动弹。只能ม让他们的人来给我穿那ว套病号服。这时，我已经不能再拒绝穿这套衣服了。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穿，总不能穿着短裤去接受敌人的审讯。穿好衣服，我被他们从床上扶起来。我对他们喊道，‘走开。’他们见我对他们横眉冷对怒目而视，也就没再靠近我。
在我们的旁边还有两位被苏联人抬着的伤员：一位是裴映章，这位38岁的副站长伤势最重，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已被鲜血浸ฤ透，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还有一位是老兵景长雄，他的脑部ຖ伤势严重，不停地喊着‘水、水、水’，显然，他已处在半昏迷状态。
为了潜伏到预定的地点而不被苏军发现，我们中翼掩护组从边防站向东迂回，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才到达了离无名高地不远的潜伏地点。这时才只有四点来钟็，带着沉重的武器，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我们都有些累了，很想好好地休息一下。可是，我们所处的潜伏位置却是在并不太高的石山之上。山上烁石遍地，寸草不生，既没有天然的地形可利ำ用，也无法挖掘掩体。石山上砾石峥嵘，如尖刀一般锋利，一不小心，膝盖和手指就会被利ำ石划破，鲜血直流。
不几天，我们边防站一下子又来了十多名记者，有新华社ุ的、有中ณ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有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北京电视台的。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摄影器材，乘着好几辆车来到我们边防站，让我们感到这里肯定会有大的行动，所以，我们战士们都感到很兴奋，觉得杀敌立功的机会就要到来了。
因为中午饭没吃好，下午比赛时就感觉劲头不足，斗志不强。双方队员们上场时都显得有些懒โ散，所以，比赛时跑动和争抢也不是很卖力。观众虽然来了不少，可是，掌声稀稀啦啦，喝彩声也是有气无力。我开始还跑得挺欢，可是跑了一会，就开始感到เ胃酸，酸得老是想吐。所以，上半场一结束，我就对李排长说，‘排长，换人吧，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说着，便往厕所那边跑，在厕所里吐了一大片酸水。可是，等我从厕所那边回来，李排长对我说，‘小袁，你还得要继续上场，吴大个ฐ受伤了，上不了场，你再不上，人就不够了。’这时，双方比分是41:๘3๑5，我们还差6๔分，如果吴大个一下场，那就更是没法打了。因为吴大个是我们的主力前锋。于是，我对排长说，‘吴大个咋说也不能下场，他一下场，比赛就一边倒了，那还有啥看头？’
那里离我们边防站有四五十公里，而且山路难行，骑马最快也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们新า兵几乎都没去过。所以，一整天我们都在提着心，担心着李排长他们的安危。因为ฦ我们知道苏军这些天里一直没闲着，在做着各种准备，要对我方发动军事挑衅。而且，他们肯定会动用坦克和直升机，而李排长他们只有冲锋枪这样的轻武器。要是真正打起来，我们肯定要吃亏。
离开了*โ*石，我们一路朝前走着。郭排长继续给我们讲着铁列克提边界ศ的历史，说过去这里属于中ณ苏和平边界，不分彼此，双方都不设巡逻和哨卡，也不存在武装ณ冲突。边界线几乎ๆ靠近苏联那边的山边，也就是说在戈壁荒漠的另一边。那是当时俄国人三十年代划ฐ分的边界ศ线。可是，到了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边界开始不安宁了。因这里有苏联的铁ກ路线，为ฦ了保护铁ກ路，苏军开始在这里设立哨所，并把哨所设在了中苏实际控制线我国领土一侧。使得中苏边界线一下子向东扩张了数百米，将眼前这片二三十公里的戈壁平川ษ的三分之一划在了苏联一方。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也开始在这里设立了铁列克提边防站，守护着边防线不被苏军侵占。到了66年，苏军又将中苏边界线向东推进到戈壁荒漠的中ณ间地段，仅过了一年，也就是67年，苏军再次把边界线向东推进数百米，将戈壁荒漠的三分之二面积归入苏联境内，并以此为边界线，与中ณ方一侧的戈壁边沿之间划了一个中间线，来确定为ฦ双方的边界线。这一划线又将中方数百米宽度的领土划入苏联的境内。这也是中苏近些年来比较明确的一条边界线，是由中苏双方的武装军人各自站在本国的边界上，用东方แ红拖拉机在中间犁出的一条直线。这条线今年是我们犁，明年是他们犁。之后，我们就在每公里的地方筑起一米高的石堆，泼上石灰水。其中ณ38、39、4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