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开始贩牛卖马。牛马是农村人耕种和交通的工具，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私人一般都没有牛和马。每个生产队里也都有专人管理着牛马，所以，这种生意更是不好做。没干多久，我就干不下去了。接着，我又开始养鱼，可我并不懂得养鱼的知识，只是觉得养鱼能赚钱就大着胆子干。结果，还是啥钱都没挣到เ。我还干过烧砖，可是那时人们还都很穷，一间破房能ม住几十年，就是年轻人结婚也很少有人盖新房。所以，我烧的砖也没有多少人要。那时市场还没有开放，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แ公有制，不允许私人从事做生意和做买卖，即使你偷偷做生意，生意也不会好。因为市场对私人做生意打击得很厉害。所以，瞎忙活了一整，还是两手空空。
当年部队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再补加一次性抚恤金28๖0元。这样算下来，干部遗属能领取五六百元的抚恤金。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是三百元，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由á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主要是烈士遗体肢体不全，高度腐烂，不宜让家属辨识。
这天早上，吃完饭，来了几个医生，说我的伤病已经好了，然后就把我脸上和嘴上的纱布都给取了下来，而且也把我右胸部的纱布也揭掉了。医生们刚离开，就来了几个苏联军人，就是平时带我出去审讯的那些人。那个ฐ中年军官来到我面前，拿着一张文稿对我宣读起来。我虽然听不懂，但这种郑重其事的样子让我感到不同寻常。我就坐在床上看着他。他宣读完，苏军翻译对我说，‘李，这是苏军释放你的命令。你可以回国了。’
也许是我的病情还依然严重，也许是这些天来一直都睡在床上，所以，当我刚从床上下来时，就感到เ眼冒金花，头晕目旋，在地上站不稳，象要昏倒在地，但我硬是扶着床边，让自己้不能倒下。苏联军人见我脸色苍白，身子虚弱，满头汗水，就示意让我先坐下休息一下。可我却说，‘不用了。’
在我们的旁边还有两位被苏联人抬着的伤员：一位是裴映章，这位38岁的副站长伤势最重，脖ๆ子被子弹贯穿，浑身已๐被鲜血浸透，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还有一位是老兵景长雄，他的脑部伤势严重，不停地喊着‘水、水、水’，显然，他已处在半昏迷状态。
正值黎明时分，天上的星星越来越稀，但夜风却是越来越冷，身下的石山就象一座冰库，很快就把我们身上仅有的那点热量吸光了，所以，我们整个ฐ身子就跟冰块一样冰冷。但为了占据有利ำ地形，战士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顾不得膝盖和手指被划ฐ破，顾不得冰冷刺骨，硬是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仔细地观察着苏军的动静。
不几天，我们边防站一下子又来了十多名记者，有新华社的、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有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北京电视台的。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摄影器材，乘着好几辆车来到我们边防站，让我们感到这里肯定会有大的行动，所以，我们战士们都感到很兴奋，觉得杀敌立功的机会就要到来了。
正在这时，裴副站长和魏指导员带着一位三十四、五岁，穿着四兜军服的英俊军人来到李排长面前，
那里离我们边防站有四五十公里，而且山路难行，骑马最快也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们新兵几乎都没去过。所以，一整天我们都在提着心，担心着李排长他们的安危。因为我们知道苏军这些天里一直没闲着，在做着各种准备，要对我方แ发动军事挑衅。而且，他们肯定会动用坦克和直升机，而李排长他们只有冲锋枪这样的轻武器。要是真正打起来，我们肯定要吃亏。
陵石山的坡下，使得铁列克提小河边上的38๖号界点，离阿拉湖只有数百米的39号界点和离苏联铁ກ路线只有数十米4๒0号界点，全部划ฐ入苏联的境内。一个月前，我方แ的巡逻分队还走在戈壁平川之中的边界线上的我方แ一侧，可现在我们只能走在丘陵石山下的坡路上。而且，他们还在争议地区的山坡高地上建立起观察哨所和简易工事，并在我巡逻分队通过的一些险要地方แ，挖出了许多掩体和坑道。为了保持边界的安定，我方巡逻队只能从已被改变过的边界上进行巡逻。
过去，在我的想像中，边防站的生活就象珍宝岛那样充满着让人兴奋的惊险与新奇，巡逻、站岗、与敌方แ遭遇与冲突，甚至真枪真炮地开战。可是，到了铁列克提边防站之后，才发现这里的生活与骑兵营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边防站每天要出外巡逻。可是，我来到边防站好些天了，一直盼望着能出去巡逻，却一直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天周日，我吃完早饭，就约本班的战友尹清启一起到边防站四周转转，好看看中ณ苏边界到底是什么เ样子。
他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用恳切的口气对我说，大家做生意都不容易，你让一点，我也让一点，咱们取个中ณ间数咋样？我说你是要九角五分？他点了点头，说，我这是咬牙赊本赚辛苦。
于是，不一会，我儿子就打车过来了。
儿子一来，我没有先介绍，而是问儿子，手机带了吗？儿子疑惑着问，咋能不带呢？现在的孩子除过脑แ袋不会忘带，其次就是手机不会忘带。
我说，你查一下，中苏铁ກ列克提之战。
他问，查这干嘛？
我说，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