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เ诗！”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个ฐ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只有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家刊â物上发表了。不久ื后，他收到เ“奇人”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百回合。我觉得越胜不写作实在可惜，他谈书极精彩，我就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多年后，海外家出版社让我编本中国当代学者随笔，我只选了十人作品，就有他的这三篇。我决不是徇私，而是实在觉得好。
八十年代后半期，国内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在反思这个时期时，人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些人誉之ใ为新启蒙，另些人斥之ใ为躁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改革开放不仅是体制ๆ的转型，而且涉及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后方面在这个时期凸现出来了。事实上，随着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业已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า理论新观念怀着种普遍的饥渴。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于是，彼呼此应，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潮涌入的热烈场面。当然，正因为ฦ方饥不择食，另方แ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在当时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我仍然看不到自己在现实中有什么前途，但是，这种处境反倒使我形成了种内在的自信和定力。我相信，我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因为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现在处境恶劣不能ม使我止步，旦处境好转同样也不会使我止步。相反，那些没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人，世故和运气也许可以带给他们个好位子，但永远不可能使他们真正有所作为。回头去看我当时的日记，我发现，我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已๐经十分坚定而明确，甚至在表达上也与今天相当接近。也许，牢固地确立种做人原则，看重内在的精神性成就远超过外在的社会性成功，便是资源八年半历练的主要收获吧。让我从日记中摘录些句子——
“生活苦吗？环境乏味吗？但我不羡慕任何人。我为ฦ我是我自己้而感到幸福。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而精神是不能传染的。我永远不会羡慕那ว些缺少精神的人，不管他们在别的方面多么富有。”
太阳真红真嫩真清新
农场是个封闭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们与外界ศ隔绝，通信几乎ๆ是与外界联系的唯途径。不是身处其境的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人盼信的心情，每天由á通讯员从团部把信件取回，这成了天中ณ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常常在大堤上久久地伫立，凝望飘向天边的白帆，心中想念远方的朋友。有时候，这种与世隔绝的孤岛生活简直要把我逼疯。多么เ希望每天都收到信啊，而最盼望的是来自郭家的信。因为寂寞，也因为思念世英，我遏止不住地要给他们写信。开始主要是给平英写，那些信写得非常糟糕，情绪既冲动又压抑，还充满强作振奋的空话，现在我是羞于再读到เ的。在我当时的心境中ณ，她是切美好价值的化身，因此我的感情不可避免地朝着条警戒线突破，而她也就理智地回避了。不过，隔些日子能收到她的封信，这毕竟是我的单调生活中的最迷人的等待。除了平英，我还与建英和于立群通信。当时建英因患肾炎在家养病，平时只有他和二老在家，我给他和于立群的信，郭老都看，于是我和郭老之ใ间也开始了通信。
现在我来追叙下郭世英在1963๑年5月之后的情况。
个性自由á曾是他最崇尚的价值，现在还要不要呢？他找到了个思路来说服自己。他说，过去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个性发展，认为个性发展应成为社ุ会的动力和目的，现在他认识到：“人性论的提出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在共产主义แ提阶级社会中的理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个ฐ性自由作为ฦ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范畴，不能用来解释阶级已经消เ灭的共产主义。什么能解释呢？他极佩服当时刚发表的毛泽东的段论述，大意是说在阶级消灭后仍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他据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แ也不是个性绝对自由发展的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仍会不断产生矛盾。
使世英反感的另件事是学校宣布要整顿ู纪律。他对我说：“整吧，容得下我就容，容不下我就走。我恋着北大什么？是赵老师辩证唯物主义教员的讲义，还是陈老师年级主任的训话？”陈老师要他为ฦ旷课写检讨，他回答说：“你处分我吧。你按照规定处分了我，我也按照规定受了处分，还有什么必要写检讨呢？”
有天，全校围歼臭虫，宿舍楼前的空地上，张张双层床四脚朝天。我和世英在起，我们正向床的缝隙里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