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少弟建人有时倒能相逢。夏先生似未到เ北方，虽学说国语只是绍兴口音；其实这也不止他个人，多数绍兴人虽在他处多年，终难减轻故乡的音调，鲁迅就是如此。
平均分析他的生，教育编著各得半数。他在师范学校，高初级男女中ณ学，教课的时间比教大学时多。惟有北伐后在新成立的暨南大学曾作过短期的中国文学系主任。他的兴趣似以教导中等学生比教大学生来得浓厚，以为自然。所以后来沪上有些大学请他兼课，他往往辞谢，情愿以书局的余闲在较好的中学教课几点。他不是热闹场中的文士，然而性情却非乖俗不近人情。傲夸自然毫无，对人太温蔼了，有时反受不甚冷峻的麻烦。
他的学生不少，青年后进求他改文字，谋清苦职业的非常多，他即不能ม满足他们的意愿，却总以温言慰安，绝无拒人的形色。反而倒多为青年们愁虑生活，替人感慨。他好饮酒也能食肉，并非宗教的纯正信徒，然而他与佛教却从四十左ุ右发生较为亲密的关系。在上海，那ว个规模较大事业亦多的佛教团体，他似是“理事”或“董事”之？他有好多因信仰上得来的朋友，与几位知名的“大师”也多认识。——这是般读夏先生文章译书的人所不易知的事。他与前年九月在泉州某寺坐化的弘法师，从少年期即为契交。直至这位大彻大悟的近代高僧，以豪华少年艺术家，青年教师的身份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之后，并没因为“清”“俗”而断ษ友谊。在白马湖，在上海，弘法师有时可以住在夏先生的家中，这在戒律精严的他是极少的例外。抗战后几年，弘法师避地闽南，讲经修诵，虽然邮递迟缓，然两个ฐ月总有二封信寄与夏先生。他们的性行迥异，然却无碍为超越切的良友。夏先生之研究佛理有“居士”的信仰，或与弘法师不无关系。不过，他不劝他人相信；不像般有宗教信仰者到เ处传播教义，独求心之所安，并不妨碍世事。
他对于文艺另有见解，以兴趣所在，最欣赏寄托深远，清澹冲和的作品。就中国旧文学作品说：杜甫韩愈的诗，李商隐的诗，苏东坡黄山谷的诗；桃花扇长生殿类的传奇；红楼梦水浒等长篇小说，他虽尊重他们，却不见得十分引起他的爱好。对于西洋文学：博大深沉如托尔斯泰；精刻痛切如要以陀思妥夫斯基；激动雄抗，生力勃变如嚣俄之戏剧小说，拜仑之ใ诗歌，歌德之ใ剧作；包罗万象，文情兼茂如莎士比亚；寓意造同高深周密，如福楼ä拜，在夏先生看来，正与他对中国的杜甫苏东坡诸位的著作样。称赞那些杰作却非极相投合。他要清，要挚，又要真切要多含蓄。
你看那本平屋杂文便能察觉他的个性与对文艺的兴趣所在。他不长于分析不长于深刻๑激动，但切疏宕，浮薄，叫嚣芜杂的文章；或者加重意气，矫枉过正做作虚撑的作品，他绝不加首肯。我常感到他是掺和道家的“空虚”与佛家的“透彻”，建立了他的人生观，——也在间接的酿发中成为ฦ他的文艺之观念。虽则他也不能实行绝对的透彻如弘法师，这是他心理上的深苦！反之也由于看的虚空透彻，——尚非“太”透彻，对于人间是悲观多乐่观少；感慨多赞美少；踌躇多决定少！个性，信仰的关系，与文艺观点的不同，试以平屋杂文与华盖集，朝花夕拾相比，他们中间有若何辽远的距离？无怪他和鲁迅的行径，言论，思想，文字，迥然有别ี，各走路。
他生对于著作并不像那些规文章为专业者，争多竞胜，以出版为要务。他向未有长篇创作的企图，即短篇小说也不过有七八篇。小说的体裁似与他写文的兴会不相符合，所以他独以叙事抒情的散文见长。从虚空或比拟上构造人物布局等等较受拘束的方法，他不大欢喜。其实，我以为他最大的功绩还在对于中学生学习国文国语的选材，指导，启发上面。现时三十左右的青年在战前受中ณ学教育，无论在课内课外，不读过文心与国文百八课二书的甚少。但即使稍稍用心的学生，将此二书细为ฦ阅读，总可使他的文字长进，并能增加欣赏中ณ国文章的知识。不是替朋友推销著作，直至现在，为高初中学生学习国文国语的课外读物，似乎还当推此两本。夏先生与叶绍钧先生他们都有文字的深沉修养，又富有教读经验，合力著成，嘉惠殊多。尤以引人入胜的，是不板滞，不枯燥，以娓娓๙说话的文体，分析文理，讨论句段。把看似难讲的文章解得那样轻松，流利，读者在欣然以解的心情下便能了解国文或国语的优美，以及它们的各种体裁，各样变化，——尤以文心为佳。
夏先生对此二书至少有半以上的工力。尤其有趣的当他二位合讯国文百八课，也正是他们结为儿女亲家的时候。夏先生的小姐与叶先生的大儿子，都在十五六岁，经两家家长乐意，命订婚约。夏先生即在当时声明以国文百八课版后自己分得的版税慨给他的小姐作为嫁资。于是，以后这本书的版税并非分于两家。可谓现代文士“陪送姑娘”的段佳话！
此外，便是那本风行时至今仍为小学后期，初中ณ学生喜爱读物之ใ的爱的教育。
这本由日文重译的意大利的文学教育名著，在译者动笔时也想不到竟能销行得那样多，那样引起少年的兴味。但就版税收入上说，译者获得数目颇็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