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人同意李先生的意见，但是李先生的大字报可有人看。他就一论龟头血肿，二论龟头血肿，三论四论地往外貼。在三论里他谈到以下问题：
我早就越了老鼠，所以我也不向往仓房，如果我要死，我就选择一种血淋淋的光荣。我希望他们把我五花大绑，拴在铁战车上游街示众。当他们把我拖上断头台时，那些我选中ณ的刽子手——面目娟秀的女孩，身穿紧ู绷绷的黑皮衣裙ำ，就一齐向我拥来，献上花环和香吻。她们仔仔细细地把我捆在断头桩上，绕着台子走来走去，用钢刀棍儿把皮带上挂的牛耳尖刀一把把钢得飞快，只等炮声一响，她们走上前来，随着媚眼送上尖刀，我就在万众欢呼声中直升天国。
从小学我就会挖苦先进的小同学，那ว些恶毒之辞现在不提也罢。现在我骑虎难下，前进一步，我骂人的话全成了骂自己้，要是走了呢？呸！更不成个体统。
厕所门背后是：“再见。我们知道您留恋这优美的环境，可现在是工ื作时间。何日君再来？生物室同仁恭送。”
我妈笑了，“别ี胡扯！和你妈说这个，是不是太过分？和你说正经事儿。你什么时候生孩子？我想抱孙子。”
洗过澡以后，我赤条条走到阳台上去。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这是媚人的星空。我和铃子好时，也常常晚上出去，在星空下走。那时候我们一无所有，也没有什么能妨碍我们享受静夜。
“有一点不明白。你这么盯着我干嘛？”
我是如此理直气壮，她倒吃一惊，半天才觉过味来：“你混蛋！离婚！”
“你别看了！你现在虚得很，我能觉出来，好好睡一觉吧。”
“真的吗？我闲着，你很忙是吗？”
“别ี打岔。我这个梦非比一般，比哪回梦见的都好看。正要……”
贺先生的尸体被收走后，脑子还在地下。警察对矿院的人说，这些东西你们自己来处理。矿院的人想了想说：那就让家属来处理好啦。留แ下几个人看尸体，别ี人一哄而散。等到天色昏暗，家属还不来，那几个人就了火，说道：爱来不来，咱们也走，留下这些东西喂乌鸦。天将黑时起了风，冷得很。
在云南时，我又想起了贺先生的另一件事。验尸时看见，贺先生那ว杆大枪又粗又长，完全竖起来了。假如在做爱前想起这件事，就会欲念全消，一点不想干。
我在美国时，常见到李先生的印度师兄。他是我的系主任，又是我的导师。所以严å格地讲，他既ຂ是我师父，李先生就是我师叔，线条就是我师婶。我和李先生称兄道弟，已๐是乱了辈分，何况我还对李先生说：线条原该是我老婆。不过在美国可不讲究这个。我早ຉ把导师的名字忘了，而且从来就没记住。他的名字着实难念，第一次去见他，我在他办公室外看了半天牌子，然后进去说：老师，您的名字我会拼了，能教教我怎么เ念吗？每回去见他，都要请他教我念名字，到现在也不会念。好在我根本不认他是我师父——这样线条也不是我的师婶。
我不认这位印度师父，还因为他实在古怪，和你说着话，忽然就会入定，叫也叫不醒。上课时讲科学，下了课聚一帮老美念喇嘛教的经，还老让别人摸他的脑袋，因为ฦ达赖喇嘛给他摸过顶。虽然这么胡闹，学校还是拿他当宝贝。这是因为人家出过有名的书。照我看他书出得越多，就越可疑。李先生疑他和龟头血肿有关系，不是没有道理。
李先生告诉我说，他在大陆的遭遇，最叫人大惑不解的是在干校挨老农民的打。当时人家叫他去守夜，特别关照说，附近的农民老来偷粪，如果遇上了，一定要扭住，看看谁在干这不屙而获的事。李先生坚决执行，结果在腰上挨了一扁担，几乎打瘫痪了。事后想起来，这件事好不古怪。堂堂一个ฐdoctor，居然会为了争东西和人打起来，而这些东西居然是些屎，shit！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大粪。“如果这不是做噩梦，那我一定是屎壳郎转世了！”
后来我离开了云南，到京郊插队，这时还是经常想起贺先生。他刚死的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在食堂背后煤堆上聚了几回，讨论贺先生直了的事。有人认为，贺先生是直了以后跳下来的。有人认为ฦ，他是在半空中直的。还有人认为ฦ，他是脑袋撞地撞直了的。我持第二种意见。
我以为贺先生在半空中，一定感到自己像一颗飞机上落下来的炸弹。耳畔风声呼呼，地面逐渐接近，心脏狂跳不止，那落地的“砰”的一声，已经在心里响过了。贺先生既然要死，那么他一定把一切都想过了。他一定能体会到เ死亡的惨烈，也一定能体会死去时那ว种空前绝后的快感。
我在京郊插队时，我们家从干校回来过一次。和贺先生关过一个小屋的刘老先生也从干校出来，住在我家隔壁。我问刘老先生，贺先生有何遗言。刘老先生说，贺先生死时我不在呀，上厕所去了。要是在，还不拉住他？到เ了贺先生跳下去以后，脑子都撞了出来，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遗言。故而贺先生死前在想些什么เ后来就无法考证，也就没法知道他为什么เ直了。
贺先生死那ว天晚上，半夜两ä点钟，我又从床上起来，到贺先生死掉的地方去。我知道我们院里有很多野猫，常在夏夜里叫春，老松树上还常落着